瞬刻(99)

靖博 阅读:136 2020-12-10 10:21:11 评论:0

之553

早上出门时,同一层楼的04室女主人刚进电梯。我们和胖鹿以为她早就一溜烟地乘着电梯下去了,没想到她在电梯箱里一手看着手机一手按着开门键在等我们。

这个真没想到,真没想到。

在电梯里刻意等待陌生人这种事在中国太罕见了,几乎所有人都恨不得电梯是自己独家专用,生怕再多一个人,好像自己的时间价值需要以秒来计算。

国人邻里之间基本上没有任何来往,甚至没有见面的hi,绝大多数人都不认识同一层楼的隔壁邻居,住几十年也没有说过一句话。这是国人的常态。

04女主人早上电梯等我们这件事让我想到公司楼下的另一幕电梯景象。

公司楼下联通地铁有一截自动扶梯,这个扶梯大概可以当选全中国最文明的一截扶梯。每个人走上扶梯都自觉地靠右侧站立,左侧整整齐齐空出来,像所有文明国家看到的那样。我刚搬来时就注意到了这个奇特的现象,专门留意观察了几次,发现了诱因。

我楼上最早入住的商家是一家或两家日本公司,每次下楼抽烟时都能碰见几个熟悉的日本面孔。那个文明的扶梯上整齐的站立就是被这几家早期日本公司的人集体站出来的,人多,每个人都这样站,每天都重复至少两次,以后再搬进来的人也顺势融入了这个行为模式。

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好的影响和坏的影响力量都很大,直到一个强大的破坏者出现,一切都可以很合理。

这几年出国的人多了,年轻一代的国人很多已开始慢慢找回了我们集体失去的那些文明,例如车让行人、例如电梯上靠一侧站立、例如等车等电梯自觉排队、例如在公共场合不大声说话……

人的行为都是可塑的,好的环境把人教好,坏的环境让人学坏。环境和制度,气候和水源,这四个元素决定了古往今来人类的道德轮廓。

早上我去楼下大食代吃早餐,餐盘没洗干净,桌面很脏。我擦拭了一通,吃完我的东西,顺手把桌面擦了一遍,给下一个食客方便。

这种在所有文明国家属于常识和基本准则的动作目前在国内还很少有人做,我希望,我满怀希望地期待下一个被我们找回的文明出现在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店里,年轻一代的国人能学会清理自己用过的桌面,随手擦干自己不慎低落的汁水。这么容易的事,不可能学不会。这样做的年轻人多了,会影响更多人有样学样。

失落的文明就会慢慢地回归,但也许需要两三代人不断努力。文革毁了至少两代人和中华文明的基石,修复的代价要摊薄到每个国民头上去消弭,去反思,去警惕。


之554

胖鹿本周参加一个虚拟管理培训课程,参加的人来自好几家公司。其中一个是日本的女律师,只身在东京工作。

因为担心自己英文不好听不懂英语讲师授课,这个日本女律师专门自费请了个英日翻译一同听讲。

胖鹿告诉我时,我啧啧连声说怎么办呢,日本人的这种认真劲儿。

外企的管理培训大多很水,我参加过很多,也做过培训师,今天回想起来好像什么印象也没有,可见那些培训的扯淡和浪费时间。

十几年前有一次我做一期公司内部管理培训的facilitator之一,班上有两名日本同事学员,名字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每天早晨大家在酒店吃完早餐出门坐车去培训教室时,他们两个都坐在巴士上固定的两个位子上(倒数第二排)安静地看书。

后来我跟他们俩聊天,才知道他们虽然同属公司的日本分公司,但由于部门和工种不同,这么多年来他们俩在日本一次也没见过,互相并不认识。来中国参加公司内部培训同班,他们觉得这是缘分,又是班上仅有的两个日本人,于是两人每天就很自然地待在一起,去哪儿都一起。

这一点跟国人多么相反啊……

之555

办公楼的电梯很慢,楼层之间我经常走楼梯反倒更快。

但办公楼一楼的楼梯门被封死了,说是疫情控制措施。这是胡说八道。大楼主入口只有一个,门口有测温和检查绿码的保安,从大堂往楼上走的楼梯跟疫情控制有什么关系?

真正的漏洞不在一楼,而在地下一层。如果你开车进地库,停在B1,那么你就可以不经过任何检查从楼梯顺利走上任何楼层,一楼大堂层除外。

锁闭一楼楼梯通道大门的做法肯定违法,因为那是逃生通道。

如果我去跟物业谈这个问题,你猜物业会是什么反应?物业可能会跟我讲他们的道理,疫情控制压力多么大,现在的人多不听指挥,不高压不行啊等等。

我本来只想跟他们探讨安全管理的loophole问题,他们估计不会理睬我的观察和分析。

我本来可以帮他们理顺管理思路,合理设计管理节点,他们可能不觉得我的意见有价值。


之556

最近听蒋勋讲红楼梦的有声书,又被激发了读原著的兴趣。

《红楼梦》这本书我至今没有看完过一次,最长的一次读了四十多回不到五十回的样子。不对我的胃口,别人再说好我也没觉得必须读。反倒是被蒋勋的讲读吸引了,想正式通读一遍这本奇书。

国人对《红楼梦》这本书的感情是很复杂的。有文化的称之为中国第一小说,没文化的说男欢女爱教人学坏,没文化装作有文化的喜欢提“红学”这个字眼说是社会全景式百科全书其实他们不一定知道什么叫社会全景。

我小学六年级那年,我爸在一个政府宾馆工作,我家在宾馆临时家属院住了一年。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家属院,只是把宾馆一座楼的一层几个房间空出临时安置某些职工家属。我家就这样“住了一年宾馆”。

我“家”所在的那座楼很复杂,有长包房的顾客,也有职工宿舍,还有日租客房。楼是开放式的,一排走廊面对宾馆大院。

这跟红楼梦有什么关系?别急,快到了。

那时候夏天就在宾馆院里乘凉,环境不错。但我总觉得我们是家属,似乎不应该多分使用宾馆的各种资源,例如花园、假山、喷泉、餐厅、澡堂。好在那个年代住宾馆的人不多,我年纪还小,也不知道客人是否介意看到那么多宾馆家属。

宾馆家属日常闲聊无非家长里短,有些单身职工也会加入。夏夜很长,但很安静。人们七嘴八舌的闲聊声,院里路灯下围着一圈人打台球。那年头还没有广场舞(Thank God!),所以那个夏夜好像特别美好。

有一次听大人们讳莫如深地谈起宾馆某些领导的事,大意是男女关系方面的事,那年代有个专有名词——生活作风问题。说宾馆的一把手常年不回自己家睡觉,在宾馆有包房,睡过很多年轻服务员。睡得好的就升职加薪,睡得不好的转手就冷落了。

那年头大人们聚在一起好像特别喜欢谈这种桃色事件,类似于后来人们对三级片的热衷。

这跟红楼梦有什么关系呢?别催,来了。

一个老职工(其实也不老,年头较多而已,二十几岁不到三十)说“宾馆北楼简直就是大观园。某总经理就是贾宝玉。”

其他人都秒懂的样子,又彼此讳莫如深地暗笑,大家都过了把谈论淫秽事件的嘴瘾。

在那个年代很多很多国人心中,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就代表男女关系很随便的地方,或者隐形的妓院,贾宝玉就代表泡在女人堆里生活作风十分糜烂的男子。

这就是我第一次听到人们口中和心中的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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